崔永元再掀“骂战” 折射出中共两大系统弊病(图)

日前,中国知名影星范冰冰偷税案终于有了结论,面对高达9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的天价罚单,豪门”范爷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虽然“举报人”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被奖励了10万元人民币,但这场持久的“战争”似乎并未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据崔永元中国社交网络平台微博更新的信息显示,在范冰冰案情公布当日,崔永元首度发声,称“事实证明,‘大轰炸’就是‘大欺诈’,参加欺诈的目前已有一人受到处罚”,暗示举报并未完结。北京时间10月7日,崔永元二度发声,自曝在举报期间遭到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刁难,并在文末借其父亲托梦之意,表示自己将抗争到底,但是这篇文章随后被限制转发。10月8日,崔永元想要在自媒体平台上进行直播却被显示“暂时不能发布直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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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公安机关回应崔永元举报当地民警涉嫌违法违纪一事(图源:@速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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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在自媒体上隔空“掐架”中国上海警方(图源:@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另外,10月10日,中国上海公安机关表示对崔永元举报当地民警涉嫌违法违纪的行为作出回应,“多次联系博主崔永元先生,但尚未得到其回应”,而崔永元直接隔空“掐架”提出质疑,“你们把我的原助手、与我合作的公司、与我合作公司合作过的公司都查哥底儿掉,居然还联系不上我?”

  此番迹象透露出,中共系统有两个方面没有变化,即公共权力的傲慢和宣传方式的官僚化。一直以来,诸多民众一直呼吁中共应当与时俱进,放宽舆论空间和纠正执法态度,收效却微乎其微。

  中国公共权力的傲慢

  崔永元10月7日在微博上发了一篇《一声长叹一声雷》的文章,在网上掀起热议。

  文中表示,他被两个身份不明的人拐弯抹角地询问他的一些合同是从何而来,并且态度蛮狠越问越急,并称这是两个蛮横的警察。

  文中还指出“在他们的世界里,有罪推定,人人都是凶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他们就是法律,没必要对谁客气。”

  为官者,从政日久,公共权力难免会沾染一种昂贵低效的傲慢,但是引起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的腐败,他们口口声声喊着“为人民服务”,却做着与之相反的态度,这一点,不仅是以前中国为官者的做法现象,如今也未曾改变。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反映出他们这种执法傲慢的态度,比如在中国中南部的湖南省耒阳事件中,耒阳地方单方面遵从中央政令,民怨一起立即强力压制。而在耒阳家长看来,官方不顾子女身体健康,不顾家长集体诉求,在家长们表达合法诉求之时,却遭到官方的粗暴对待。于是,双方之间的暴力对抗,也就势所难免。

  再者是10月6日,中国华东地区山东省平度市发生一起警方武力镇压维权老兵(电视剧)的事件。 据称,当局出动大批特警,释放催泪弹驱散,老兵则用灭火器喷还击,混乱中双方均有人受伤。6日晚,警方全面清场,带头维权者多人被带走。

  这些事例还有很多,不能说是是单方面的错,双方都有责任。现在对于中国公共权力的人员无论是他们傲慢的态度,还是执法过程中的暴力行为,都应该是当今中共系统里需要去改变和调整的,避免以后官和民的矛盾越来越大。

  中共宣传方式的官僚化

  崔永元举报范冰冰偷税漏税的事件进度,就可以看出“党管媒体”“不得妄议中央”的两大中共宣传系统的政治原则。

  首先范冰冰“消失”将近四个月,这期间她的事情并未得到更多关于官方媒体的报道,但是在其事件处分之后,众多中国官方媒体、党媒、自媒体,纷纷附议发布关于她的调查结果,这些消息也是为了让民众去“看见”。

  对于她偷税案的结果,即使崔永元表示不满,部分民众表示太轻了,但是事情已经定局,争议声也似乎掀不起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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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9日,崔永元表示收到“死亡通知”的威胁(图源:@墨涵TBL)

  似乎在中共最高层的心目中,总是保持着一方面既要“党媒姓党,党管媒体”,宣传以正面为主,希望能够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万马齐喑,无人说话。既想党管媒体又想媒体敢言,既想言听计从又想百花齐放,既要理解上意又不能妄议中央,于宣传系统官员而言,何其难也。

  而对于崔永元坦言要直播讲“爱国主义故事”,随后限制其直播的行为,可能为了避免其说出政治敏感话题,以及限制发帖,甚至删帖的行为,都有可能是来自上级领导的指示。

  对这些异见言论进行删除,尽管会引来网民不满,甚至事后也会有来自高层的责备,但网友的谩骂只会在网络之上,不听不看就是了,高层的责备也只是批评,哪个下级官僚没有受到过批评呢?不会影响到官位。在宣传系统官员的认识中,控制不好舆论场,是路线问题;手段过激,是方法问题,二者的处理和后果截然不同。如此心态之下,趋利避害,自然就出现了对言论“管死”的舆论场局面。

  中国一直以来的新闻管理宗旨是“政治家办报”,要求办报人要有党性,讲政治,是党的喉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种“教导”或“驯化”民众的“治理术”。

  相反,如果面对社会问题让大家积极发声,中共相关政府部门及时跟进舆情调查,帮助民众解决问题,便可获得信赖。在日益开放的社会和多元的互联网,又加上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时代不断发展,公开透明的处理才是比较合理的处理办法。 显然,当局的删帖行为破坏中国政府的公信力;跟帖查明问题,及时为民众处理棘手事件凝聚政府的公信力。明白这个道理不难,关键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避免随意删帖行为再在中国上演——这是对中国宣传部门走向现代化的具体考验。

  至于何时才能纠正这些傲慢的态度,管控的空间,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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